陈锡联（1915年-1999年），原名陈锡廉，字廉甫，湖北省狗万app官方网站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旅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军委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一度主持过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以下为2006年10月《党史天地》刊发的陈锡联同志在长征中的部分回忆录——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和中央红军一样，历尽艰难，波澜壮阔。其英勇壮举和先北上、后南下、复北上的曲折经历，惊天地泣鬼神 !作为个人的回忆，由于年代久远，好多事情记不清了，有的忘掉了，这里只说说我（陈锡联 下同）记忆所及的长征中的部分情况。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各部分别南下，回兵川西。南下途中，张国焘公开宣布成立第二中央，走上了一条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究竟北上正确，还是南下正确，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敌我双方处境，高瞻远瞩地作出北上的英明决定。而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先是向中央要权，达不到目的时，便依仗职权，采用蛊惑和欺骗的手段，煽动、命令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以后的事实说明，南下是错误的。南下才是一条绝路。

南下途中，我在扎窝又负了一次伤。扎窝地处藏汉杂居区，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操纵、指使，藏族中少数土司、喇嘛组成反动武装，时常骚扰、袭击南下的我军。当我和许世友军长过扎窝时，一些武装分子突然向我们袭击，把许军长的警卫队打散了。我看到许军长处境很危险，就对他说：“军长你到后面去，我到前头顶着。”我扛起一挺机关枪，来到一个高处，架起机关枪就朝那些反动武装分子扫射。我这边枪声一响，那些武装分子都向我围拢过来，集中火力向我打枪。突然，从侧面打来一粒子弹，从我的左背部打进来，从右胸部穿出去，我一个趔趄就倒下了。警卫员一面用机关枪掩护，一面把我背下来。当时不知道伤口在哪里，只觉得胸腹部肿胀难受。我让警卫员把我头朝下、脚朝上倒提起来，血水马上从伤口处流了出来，肚子感觉轻松了一些。

看到我负了伤，许世友同志非常焦急。他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锡联同志抬出草地。”他令一位团长选几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着我走。那位团长为难地说：“战士们都是饥寒交加，步履艰难，怎么还能抬着人走呢?”许世友同志想了想，令人把一匹驮重机枪的好马牵来，把枪零件拆散，分给同志们携带，然后把我扶在马上，并指定一名同志牵着马，还把他身上仅有的一小袋大米给了那位牵马的同志 ，让他在路上煮稀饭给我吃。我因为有伤在身，流了许多血，神志模糊，身体虚弱，在马上根本坐不住。警卫员就让我趴在马背上，又用一根绳子将我和马捆在一起，马走路摇晃时我也掉不下来。就这样，我“骑”着马一面行军一面养伤，到党坝时伤情就快好了。

10月初，我们由党坝出动，强渡大金川，10月12日攻克绥靖。在绥靖，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死了一个教导员。怎么死的?撑死的。强渡大金川，一天多没吃饭。打下绥靖后，该地有不少李子树，结了好多李子。这位教导员又饥又渴，吃了不少李子，又吃了一些没有烧熟的玉米，吃饱后就在树下睡着了。俗话说：桃饱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李子吃得太多，加上睡着后风一吹，着了凉，胃不消化，结果撑死了。我去看他，撕开他的上衣，看到他的肚子胀得圆圆的，没有消化的玉米一粒粒的还能摸得出来。

攻克原西康省之丹巴县城，休息了几天，部队进行动员，开始实施《天 (全 )芦(山)、名 (山)雅(安 )、邛(崃 )大(邑)战役计划》。在天全打垮了刘湘的一个“模范师”后，方面军决定向名山、邛崃方向进击，攻取川西平原。

对于方面军的这一战略行动，刘湘极为恐慌。川西平原是刘湘的“粮仓”和“根据地”。失掉川西平原，刘湘将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刘湘下了死保川西的决心。他集中了80多个团，在名山东北要镇百丈，与方面军展开了一场长达7天7夜的争夺战。

这场战斗，许多老同志在回忆时称之为 “百丈决战”。这确实是一场事关战略全局的激战，是我在红军时期所经历的一次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

刘湘是我们的老对手，每次交手都是手下败将，这一次却不同了。一是因为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鼎力相助，蒋介石不仅给了他大批的武器装备，还帮助刘湘整训部队，并派了许多骨干充实到他的部队中，其作战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二是因为刘湘这次是拼了老命，把他的队伍全都调过来，敌我双方在兵力对比上差距很大，刘湘集中了80多个团，我们只集中了15个团。因此战斗一开始，我就感到这次对手与过去明显不同。过足了大烟瘾的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像羊群一般，漫山遍野地蜂涌而来。我们在百丈地区十几里长的弧型阵地上摆了上百挺机关枪向敌人扫射，打掉一批，又上来一批，这些川军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虽然阵地前铺满了敌人的尸体，但后面的敌人又踩着同伙的尸体冲上来。敌人冲进阵地，战士们就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刺刀捅弯了就与敌人抱在一起肉搏。到后来敌我双方都混在了一起，敌我双方的鲜血将稻田的水都染红了。

我由于先病后伤，特别是在扎窝负伤后，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身体很虚，腿发软，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但是在责任感和顽强精神的支撑下，我咬着牙在一线指挥战斗。我们师的阵地也和其他兄弟部队的阵地一样，反反复复地夺了丢、丢了夺，几经易手。有一次敌人看到从正面不好攻，就向侧翼迂回。我告诉孔庆德，要他带部队赶紧去支援一下。孔庆德同志是山东人，打仗很勇敢，他带了一个营过去，很快就把敌人打了下去。敌人向侧翼迂回受阻，就又向正面来攻。副师长王近山考虑我的身体不好，就对我说：“师长你在这里守着，我绕到敌人后面打一下。”他率一支部队抄敌人的后路，在敌人的屁股后面猛地一攻，我指挥部队从正面一压，前后一夹击，把敌人打退了。

百丈一战，前前后后打了7天7夜。我军共毙、伤敌1.5万余人，终于守住了百丈阵地，但是我们自身伤亡也很大。这一仗，由于双方进行了殊死搏斗，都打到筋疲力尽的地步。方面军考虑，这样长期固定阵地与敌人拼消耗，对我非常不利。因为我们兵员不足且缺乏补给，很难再与敌人相持，遂主动撤出阵地，又转回天全一带。

此时我方面军处境非常不利。东进，有四川军阀主力挡道；南出，薛岳的6个师正以逸待劳。惟一出路，是向西康一带转移。至此，张国焘南下方针宣告彻底失败 !现在回想起来，百丈之战的失利，完全是张国焘错误的南下方针造成的。可以这样讲，虽然方面军自草地南返后，广大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精神连续作战，也取得了 些战斗的胜利，但是，由于南下的方针根本就是错误的，因此走向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情。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军事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这是多少革命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要永志不忘。

1936年2日，方面军被迫向西北方向转移。西进之途，也是一条艰难困苦之路。先翻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雪山，山上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冰雹大雪，一会儿狂风呼啸。当地群众告诉说，翻雪山一定要赶在中午前通过顶峰。我们头天下午赶到山下，第二天凌晨出发开始上山。上山途中各部队政治宣传工作搞得很活跃，石头上刷着标语，宣传队员们敲锣打鼓喊口号，指战员们情绪很高。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大家的话也越来越少，到了顶峰，高山反应最厉害，谁也不说话了，大家心中只记着上山前的要求：不要停留，赶快走，翻过顶峰就是胜利 !指战员们相互帮助、互相鼓励，终于在中午时分翻过顶峰。

过了夹金山，前面又有一座大雪山一一折多山。折多山位于丹巴、道孚之间，海拔5000多米，山上积雪终年不化，空气异常寒冷而稀薄。其顶峰叫党岭，党岭并不很高，但非常陡峭，并且经常有风暴、雪崩和冰雹。如果赶上风暴，呼啸的狂风能把人吹倒、掩埋。我自千佛山得伤寒病后，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又在扎窝负伤，病伤交加，加上连续征战，身体一直处于虚弱疲惫的状态。过夹金山，还能自己走，再翻折多山，我实在是没有气力了，勉勉强强到了顶峰党岭前，由于空气稀薄，呼吸非常困难，气都出不来。

我断断续续对警卫员说：“你们走吧，我休息一下。”警卫员说：“师长不能停下，要冻死的 !”我说 ：“冻死就算了，不能连累你们 !”警卫员脑瓜蛮灵活的，急中生智想了一个办法，用一条绳子捆住我的腰，一个人在前面拽，一个人在后面推，这样连推带拽才翻过顶峰。

在翻越折多山过程中，一些有病或有伤的同志因体力不支，躺倒在雪山上再也没有起来，也有一些同志被肆虐的暴风雪吞噬了。牺牲的烈士，壮志未酬；活着的人，还要战斗！